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此句有二解，其一，人到死而名声不被别人称道，君子引以为恨；其二，人到去世时名声与自己的实际不相符，君子以之为恨。王阳明主张作后一种理解。

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，意为名声超过了真实状况，君子以之为耻。

语出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一般理解为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，也就不值得惧怕了。但王阳明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。

语出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子张问：‘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’子曰：‘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’子张对曰：‘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’子曰：‘是闻也，非达也。’”

【12】侃多悔。先生曰：“悔悟是去病之药，以改之为贵。若留滞于中，则又因药发病。”

【译文】我时常后悔。先生说：“悔悟是根除疾病的良药，但贵在改正。如果悔悟留置在心中，那么就因为用药而引发了病根。”

【13】德章曰：“闻先生以精金喻圣，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，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，最为深切。惟谓尧舜为万镒，孔子为九千镒，疑未安。”先生曰：“此又是躯壳上起念，故替圣人争分两。若不从躯壳上起念，即尧舜万镒不为多，孔子九千镒不为少；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，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，原无彼我。所以谓之圣，只论精一，不论多寡。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，便同谓之圣。若是力量气魄，如何尽同得？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，所以流人功利。若除去了此较分两的心，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，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，即人人自有，个个圆成，便能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，不假外慕，无不具足。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。后儒不明圣学，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，却去求知其所不知，求能其所不能，一味只是希高慕大，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，动辄要做尧舜事业，如何做得！终年碌碌，至于老死，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，可哀也已！”

【译文】刘德章说：“听到先生以纯金来比喻圣人的本质，以纯金的轻重来比喻圣人的才力大小，以锤炼来比喻学者的工夫，十分深刻贴切。只是说尧舜为一万镒，孔子为九千镒，恐怕不太妥当。”先生说：“你这又是从形式上着意，因而要去为圣人辨一个高低。如果不从形式上着意，那么尧舜为一万镒不算多，孔子九千镒也不算少。尧舜的一万镒也就是孔子的，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，原本不分彼此。所以称之为圣，只看本质的精粹专一，不看重量的多少。只要这个心纯粹与天理相同，便同谓之圣。如果看才力与气魄，怎么可能完全相同？后世儒者只在轻重上计较，所以走向了功利。如果抛弃这个计较分量轻重的心思，每个人都竭尽自己的力量与精神，都去用功使这个心纯粹达到天理，那么人人都有天理，个个都能圆满成功，因而才力大的成就大的事业，才力小的成就小的事业，不借助于向外追求，本心无不完备。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情。后世儒者不明白圣人之学，不知道在自己的内心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，却一味去追求那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，追求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，一味地好高骛远，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桀纣的心思，还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事业，怎么可能呢？终身碌碌无为，直至老死，也不知道最终有什么成就，真是悲哀啊！”

德章，生平不详。

【14】侃问：“先儒以心之静为体，心之动为用，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。动静时也，即体而言，用在体，即用而言，体在用：是谓‘体用一源’。若说静可以见其体，动可以见其用，却不妨。”

【译文】我说：“程伊川以内心的宁静状态为本体，内心的发动为用，这种理解怎么样？”先生说：“心不能根据动静来区分体用。动静只是就心所处的时机而言，就体而言，用的工夫源于本体；就用而言，本体就在流行作用的工夫之中，这就是所谓的‘体用一源’。如果说宁静的时候可以体认到心之本体，行动的时候可以体验心的作用，倒也不妨。”

语本程颐，见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九。

【15】问：“上智下愚，如何不可移？”先生曰：“不是不可移，只是不肯移。”

【译文】问：“上智与下愚，为什么不能变化？”先生说：“不是不能变化，只是不肯去改变。”

语出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子曰：‘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