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他魂不守舍时，张居正以政府名义发给他的信到了。张居正说：“保定是交通干线的要点，来往官员极多，这里可有违规之人？请张巡抚稽查!”

张卤不是“未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”的人，所以稽查的过程很痛苦。几天后，他呈递稽查报告给张居正。张居正拍案大怒：“我不信只有这两个人!”

张卤见到张居正的责问，抹去头上的冷汗，一咬牙，把十几个违反驿递新规的人写进了稽查报告。这回轮到张居正冒冷汗了。

张居正想不到情况竟如此严重，倘若一下处置这么多人，必会引起保定官场的震动。他给张卤去信说：“你稽查的这十几人都有罪过，但如果大面积处置，恐怕会牵连太多人，所以还请你将此事隐瞒。当然并非不处理，我们应该杀鸡儆猴，找几个违反驿递新规最严重的惩处，以儆效尤。”

张卤头痛得很：张居正说得简单，找出几个人来，可找谁呢？总不成让这些人聚到一起抓阄吧。

在经过全方位考虑后，张卤把太仆寺和太原府的五个人重新放进稽查报告。张卤很聪明，太仆寺是中央机关，太原府则属于山西，他可以撇得很清。

稽查报告一上，张居正马上对太仆寺官员进行了处置，又准备处置太原府知府时，这名知府先得到消息，先上疏辩驳，说他在保定并非有意违例，因为山西巡抚派人护送他，一直到保定，保定方面看到护送人的人数违规，就以为他违规。他的意思是，若违规的话，也是山西巡抚违规，而不是他。

责任又落到山西巡抚身上，张居正的头也痛起来。倘若再惩处下去，山西巡抚肯定脱不了关系。为了这样一件事，让封疆大吏的山西巡抚受惩罚，实在不值当。山西巡抚和侯东莱案件还不一样，侯东莱并非本人犯法，而山西巡抚则是本人犯法。

张居正权衡再三，给山西巡抚写了封信，严厉斥责。这对山西巡抚来说，自然是好事，因为斥责就意味着不会受责罚。

他借坡下驴，虔诚接受张居正的斥责，并表示以后绝不再犯。

这件事就悄无声息地解决了。

在张居正眼中，法律是为人服务的，它不是铁板一块，而是随时可以变通执行。这是张居正和其他以法治国者的本质不同!

驿递之清暗，是明帝国政治之白黑的窗口。

很多人认为，张居正整顿驿递无非是为国家节省了点银子，其他效果似乎没有。

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大事实：张居正死后，驿递制度恢复原貌，如脱缰野马把明帝国拉进深渊。当时有人对思宗崇祯皇帝(朱由检)提议裁撤驿站，可为时已晚。在裁撤的驿站中，有个驿卒失去工作，于是揭竿而起，最后灭掉明王朝，这个人叫李自成。可以说，驿递覆亡了明王朝。倘若张居正之后的人继续坚持驿递新规，明王朝可能也会灭亡，但绝不会灭于驿卒李自成手中。

第五章 用人之道

王希元的奏疏

1575年最后一个月，吏部尚书张瀚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允准升职报告。请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县主簿(县长秘书)汪玄寿。张瀚对他的考语是，才能出众，品德高尚，足以担当更重的责任，希望能升他为瑞安县县长。

朱翊钧看了这份报告后，眉头一皱，亲自批示了“不准”两个字。批示公布后，不怀好意的官员们马上如狗闻到屎似的嗅起来。吏科一个叫王希元的言官马上嗅到发迹气息，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弹劾书。他弹劾汪玄寿向吏部行贿，又借题发挥、登堂入室说，汪玄寿只是个吏员，他们这种人大多品行不端，根本无资格担任县长。

王希元是个伶俐之徒，在吏科做官员已很多年，始终想攀上张瀚和张居正这条线。让他非常伤心的是，张居正似乎发现了他那可疑的品质，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。他愤恨之余，始终在找机会射张瀚和张居正一暗箭，汪玄寿的升职报告被朱翊钧高高挂起，他认为这就是机会，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出了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