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澄问“孔子主张端正名分朱熹说孔子是要对上报告天子对下告诉诸

陆澄问：“孔子主张端正名分。朱熹说孔子是要对上报告天子，对下告诉诸侯，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。这样说对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恐怕不能这样吧？哪有一个人对待我恭敬有礼，让我帮助治理国家，我就先去废除他，这难道符合人情天理吗！孔子既然肯帮助辄治理国家，一定是辄能放心地把国家委托给他，悉心听从他的教诲。孔子的品德高尚，心灵至诚，一定是已经感化了卫辄，使他知道不孝顺父亲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。因此，卫辄定将痛苦奔走，亲自前去迎接父亲回来。父子之爱出自人的天性，卫辄能真切地悔悟过错、痛改前非，如此真切，蒯聩哪能不被彻底感动？蒯聩回来以后，卫辄将国家交给父亲，并请求父亲杀了他以弥补自己的罪过。蒯聩已经被儿子的行为感化，又有孔子在中间诚恳调解，蒯聩当然绝不会接受治理国家的担子，仍然让辄治理国家。大臣和百姓也一定要让辄继续做国君。卫辄于是自己揭露了自己的罪行，请示天子，昭告诸侯，一定要将国家还给父亲。蒯聩与众大臣百姓们也都赞赏辄的忏悔和仁孝的美德，请示天子，昭告诸侯，一定要卫辄继续担任国君。于是上上下下一致要求卫辄继续做他们的国君。于是他们联合起来请求辄，让他继续做卫国的国君。卫辄迫不得已，于是像后世帝王那样，率领众大臣和全国百姓尊奉父亲为太上皇，使其养尊处优，然后，卫辄才重新做了卫国的国君。这样国君、大臣、父亲、儿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，名正言顺，从此天下就好治理了。孔子说的使名分恰当，大概就是这样吧！”

四〇

澄在鸿胪寺仓居者，忽家信至，言儿病危，澄心甚忧闷，不能堪。

先生曰：“此时正宜用功，若此时放过，闲时讲学何用？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。父之爱子自是至情，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，过即是私意。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，则一向忧苦，不知已是‘有所忧患不得其正’也。大抵七情所感，多只是过，少不及者。才过便非心之本体，必须调停适中始得。就如父母之丧，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，方快于心？然却曰‘毁不灭性’3，非圣人强制之也，天理本体自有分限，不可过也。人但要识得心体，自然增减分毫不得。”

所鸿胪寺：掌管赞导相礼的衙门。王阳明于正德九年（公元者5者4年）升任南京鸿胪寺卿，许多弟子随他前往。仓居，在衙舍居住。也 有所忧患不得其正：语出《大学》。3 毁不灭性：意思是孝子哀伤不能伤害性命。语出《孝经·丧亲》。

陆澄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居住，突然接到家信，说他的儿子病危，陆澄心里忧心郁闷，不能承受如此打击。

先生说：“这时候正应该在修身养性上下功夫，如果放过这个机会，平时讲求学问又有什么用呢？人就是要在这时候磨炼自己。父亲关爱儿子，是最自然的感情流露，但是天理也应该中正适度，超过这个限度就是私欲。人在这时多认为按照天理应当忧伤，于是就一味悲伤，而不知道自己已经是‘过度悲伤以至于不能保持天理中正平和’。一般来说，七情六欲一旦发作，往往过分的多，不足的很少。然而稍稍有点过分，便不是心的本体，必须进行调节直到适中为止。比如父母去世，作为人子难道不想一下子哭死，才能化解心中的悲痛？然而圣人说过‘孝子哀伤不能伤害性命’，这并非圣人要强人所难，而是因为天理本体自然有限度，凡事不能超过这个限度。人一旦真正认识了心体，自然会明白不能有分毫增减。”

四一

“不可谓‘未发之中’常人俱有。盖体用一源者，有是体即有是用，有‘未发之中’，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。今人未能有‘发而皆中节之和’，须知是他‘未发之中’亦未能全得。”

所体用一源：语出《伊川易传·序》“至微者，理也；至著者，象也。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问”。意为体与用同出于一个源头即易，它们或者显著，或者有微妙的差异，却是紧密结合，不可分割的。

“不能说常人都有‘情感未发’时的中正状态。因为本体和应用是同源的，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用，有‘情感未发’时的中正，就有情感发出来符合中正的平和。现在的人没有做到‘情感发出来符合中正的平和’，应当知道是因为他‘情感未发’时的中正状态还没能完全得到。”

四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