俞陛云认同张惠言“寄托”说在唐和五代词选释的两篇序中都强调了

俞陛云认同张惠言“寄托”说，在唐和五代词选释的两篇序中，都强调了词人“以曼辞俳体寓其忠笃悱恻之思”的特色；于具体的词作阐释中，也每每知人论世，着意申发作者翠帘红袖的书写背后的家国之思、怨悱之旨和黍离之叹。如唐代选温庭筠词最多，共十三首，又以《菩萨蛮》四首为首，在词后释读中，俞陛云指出：“张皋文云‘此感士不遇也’，词中‘青琐金堂，故国吴宫，略露寓意’，其言妆饰之华妍，乃‘《离骚》初服之意’。”不同于将温庭筠词多归于“应歌之作”的现代阐释，俞陛云将温词纳入了诗歌史的香草美人引类譬喻系统。俞氏又选张志和《渔歌子》词五首，释之曰：“自来高洁之士，每托志渔翁”;“观其每首结句，君子固穷，达人知命，襟怀之超逸可知。”在五代词中，则选冯延巳词五十首、李煜词二十七首、韦庄词十六首，同样以君国之思阐发之。如评冯延巳：“南唐末造，冯蒿目时艰，姑以愁罗恨绮之词，寓忧盛危明之意耳……旨隐而词微，其忧危之念，借词以发之。”选李煜词虽不及冯延巳多，但据王仲闻《南唐二主词校订》，李煜现存词共三十三首、附录二十首，则俞本二十七首的选目已过半数。多选李煜词，同样是因其以词抒写遭逢亡国的哀思绮恨。

在两宋词中，与现代阐释的最重苏轼、辛弃疾、李清照等不同，俞陛云选词最多的是周邦彦六十五首、张炎六十首、吴文英五十四首、贺铸四十二首，另有王沂孙、周密、史达祖等选词都在三十首以上，与苏、辛不相上下。这些词人中，除了周邦彦是俞陛云在艺术上最为看重的格律派之祖（书中引夏孙桐语将之视为“与史迁之文、杜陵之诗同为古今绝作，无与抗手者”的“词中之圣”），其他多为南宋中后期乃至易代之际的作家，俞氏每每叹息于词中的君国之思、黍离之感，其中或许有着他历经清朝覆灭、民国变乱、日人侵华等种种遭际的切身体会吧。如俞氏选遗民词人张炎的词共六十首，为南宋之冠。张炎推赏姜夔词的“清空”“骚雅”，自身词作亦多有此特色。俞陛云也提到：“玉田与姜白石齐名，世有姜张之目。”然而姜夔存词八十余首，俞氏只选了二十二首，张炎存词一百五十首，俞氏选词六十首，显然更重玉田。且他在词后释读中称张炎“佳句尚多，附录于后”，又选录了张炎十六首词中的句子，对张炎可谓格外偏爱。其缘由，除了艺术上的“雅丽”，恐与张炎词的君国之思、黍离之感有莫大关系。

至于“趣”，则是艺术表现上的佳妙之处。俞氏虽重视词中“寄托”，却并不拘泥于此，指出：“亦有返虚入浑，以无寄托为高者。”综观俞氏的词序与选释，既能在具体作品的品评中分析章法、句法和词境，将不同词家的个性风貌简语道出，又体现出对词史发展的总体把握。如俞氏论唐词，“群奉瓣香于两宋，而唐贤实为之基始”；论五代词则曰：“承六朝乐府之余响，为秦、黄、欧、晏之传薪，其文丽以则，其气高而浑，卓然风人之正轨也”;“嗣响唐贤，悉可被之乐章，重在音节谐美，不在雕饰字句。而能手作之，声文并茂。”指出两宋词是词史上最繁盛的时期，而其奠基则在唐代，再往上追溯，则是六朝乐府，从而将词史归于大诗歌史，体现出对词的“尊体”态度。另一方面，俞氏则颇有“崇古”之意，他虽欣赏南宋格律词的精深华美，却又往往赞叹唐五代词的“格高气盛”“调高意远”，称其音节谐美，浑然天成，将之树为词的高标。

俞氏在具体作品的探讨中，亦往往贯穿其词史观，注意词在不同时期、不同作家笔下的发展流变。如评李珣《南乡子》八首：“咏南荒风景，唐人诗中以柳子厚为多。……荔子轻红，桄榔深碧，猩啼暮雨，象渡瘴溪，更萦以艳情，为词家特开新采。”指出李珣词题材内容上的新变。俞氏还常在与诗的比较中凸显其词体意识。如评吴文英《满江红·淀山湖》曰：“‘疏钟’二句极有疏隽之味，是词句，非七律中句，且系宋人佳咏，非唐人风格。”其中不仅涉及词与诗的文体差别，更涉及宋诗与唐诗的风格差别，读者若细细体味，必有所得。俞氏又引《弇州山人词评》称李璟《摊破浣溪沙》“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”二句为“非律诗俊语乎？然是天成一段词也，著诗不得”，同样论及词中七言与律诗七言的差异。至于评辛弃疾《鹧鸪天》（陌上柔桑破嫩芽）一类“稼轩集中多雄慨之词，纵横之笔，此调乃闲放自适，如听雄笳急鼓之余，忽闻渔唱在水烟深处，为之意远”，则是以诗意之语写艺术之“趣”，不难看出《二十四诗品》的诗学遗韵。

本书编撰于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书中难免存在一些当时尚未发现的文献舛误。如书中所选李璟《浣溪沙》（风压轻云贴水飞）实为苏轼作，《帝台春》（芳草碧色）实为宋李甲作；李煜《长相思》（一重山）实为宋邓肃作，《浣溪沙》（转烛飘蓬一梦归）实为冯延巳作。读者当明辨之。

至于俞氏不选李清照、少选柳永，乃其词学观之体现，自是不可苛求。

2016年1月2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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